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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母亲:再生纠结化解日 家庭职场双赢时

2017年06月04日 00:00  来源:中国妇女报
原标题:一孩母亲:再生纠结化解日 家庭职场双赢时

随着独生子女政策逐步被“单独二孩”“全面两孩”生育新政的替代,很多人获得了可以更多生育的历史机遇。如果说一孩时代曾约束了很多家庭潜在的多生欲求,那么二孩政策的实施,则凸显了对已婚女性的性别考验,尤其引发出“一孩母亲”这个集体“再生还是不生”的纠结。

对此,中国妇女报·中国女网记者采访了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叶文振教授,他认为,从多学科的学术背景,多方位描述“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内涵,多视角分析纠结产生的原因,并从多层面提出有效化解这些纠结的建议,是一个值得学界继续关注和投入的研究领域。

“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六大原因

“全面两孩”新政已经出台一年多,但2016年人口出生统计表明,新政遇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统计数据显示,从全国总体来看,大约有六成的一孩夫妇没有再生的打算,特别是在生育能力最旺盛的20~29岁年龄段,生育二胎意愿恰恰是最低的,想要两个孩子的只占3.43%。

“适生家庭再生意愿走低,和这些家庭尤其是‘一孩母亲’在再生育决策上的深度纠结密切相关。”叶文振说。那么,生育二孩的纠结到底在哪里?国家卫计委2015年生育意愿调查给出了比较权威的回答,排在前三位的再生纠结依次是经济负担、太费精力和无人看护,分别占74.5%、61.1%与60.5%。由此可见,“生得起养不起”是不少适生家庭所面临的最大尴尬。

女性是最直接的生育实践者,她们的生育意愿和热情是生育新政顺利实施的最重要基础。对此,叶文振认为,除了经济负担和无人看护外,还有从孩子的身心健康、教育培养、情感需求,以及女性职业发展的机会成本延伸出来的共六大内涵的纠结。

作为一名从事跨学科与多学科研究婚姻家庭与妇女发展的学者,叶文振表示,二胎生育和职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是“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男性所没有的女性性别纠结。许多事实已经证实,“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将使女性面临更加严峻的就业挑战。

对于已经生育一胎的女性,本来已婚已育又有工作经验,是企业招聘中的“强势群体”,而今因为存在再生育的可能性却陷入劣势,生育后重返劳动市场同样遭遇性别歧视;至于在业女性也一样受到二孩政策的牵连,面临着比生一胎更为艰难的“生(育)与升(职)”的抉择。

从女性学理论视角诠释再生纠结

毋庸置疑,再生纠结的成因是多方面的。除去从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角度的解析外,叶文振认为,女性学的研究拥有两大其他学科不具备的特色,一是把学术关注从二孩生育的家庭纠结和父亲的男性纠结转移到母亲的女性纠结,这种从家庭到个人、从男性到女性的转移,让我们拓展了对再生育纠结的内涵理解,发现母亲有更复杂而且更为重要的纠结,也深刻体会到更多关注和首先化解“一孩母亲”再生纠结的政策价值和生育意义;二是引入社会性别分析构架,从性别文化与制度的角度剖析母亲再生纠结更深层次的原因,提醒我们探讨再生纠结的原因也需要从性别文化和制度上着手。

据了解,正是缘于这两个特色,女性学推出了三个颇具学术价值的解释——

第一,再生纠结互为成因。母亲对生育产生的经济负担了解得更加全面具体,而她们对经济负担的纠结自然会引发对再生的机会成本的关注,因为不论是职业潜能的发展还是职业岗位的提升,都意味着可以拥有更多的收入,进而减轻对经济负担的纠结。但与此同时,职业女性又有可能舍不得放弃或者放缓良好的职业发展态势,去再生一个孩子。此外,对孩子身心健康的纠结也会加重对谁来看管、教育培养的纠结,请专业保姆看顾、入读优质学校等方面的考虑,又会转化为因更多开支所产生的经济负担纠结。

第二,再生纠结源于夫妻之间的性别关系,越不平等的夫妻关系,再生的纠结也相对越严重。存在于我国夫妻婚姻交换中的诸多不平等,包括情爱、性爱、经济、社会和安全交换的不平等,也在引发妻子对丈夫婚姻表现的不满,弱化她们对婚姻可持续发展的信心,并最终演变为二孩生育的婚姻纠结,压低她们把二孩生育的政策机会转化为实际行动的积极性。

第三,再生纠结还来自家庭外部的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的影响。不可否认,女性在劳动市场上的不平等性别地位,如谋职约束多、职业岗位差、劳动报酬低、职位升迁慢等,都在客观上造成职业女性的性别无奈,即在表示不满的同时又不得不珍惜现有的工作,她们不愿意因为再生育而影响职业稳定。此外,传统性别文化与制度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身居生育第一线的母亲身心健康关心不够,公共卫生和保健资源配置并没有合理地向她们适度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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